普洱市普真茶業(yè)有限責任公司

普鳳凰茶葉作為云南春尖茶葉的新生品牌,并且是只專注于做普洱茶的品牌,它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情?！昂盟貌韬蒙睢本褪撬膶懻??！昂盟敝傅氖窃坪犹赜械陌咨尘?“好原料”指的是采自海拔1600-1900米勐海高山古樹茶,經(jīng)過云河特色“好工藝”加工,后置于“好倉儲”的環(huán)境中,締造出符合云河茶特有的茶情,這樣一種茶情的終端呈現(xiàn)者就是普鳳凰茶葉。

好茶當然需要好原料來配,普鳳凰茶葉從樹種開始,精心挑選樹齡在百年以上的勐海古茶樹進行青葉的純手工采摘,采摘的鮮葉分級攤放至含水量70%左右進行殺青,殺青葉的同時還要及時揉捻成條,揉捻加壓不宜過重,之后解散結塊茶,再必須以日光曬干,其間可再揉捻一次以使茶條緊結,曬青茶含水量≤10%。而原料加工完之后還得進行成品的加工,發(fā)酵,壓制,存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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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無毒無害，環(huán)境友好，不破壞生態(tài)，符合綠色甚至有機茶的生產(chǎn)要求；

作用譜廣、持效期長，單用可防治茶癭螨、介殼蟲、粉虱、煤煙病等，而且對小綠葉蟬、炭疽病也有一定的兼治作用；

0安全間隔期，施藥后即使是馬上采收也無任何毒性殘留，對茶葉風味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普洱市普真茶業(yè)有限責任公司的產(chǎn)品

3900元一件。大益7572熟茶是由云南大益茶業(yè)集團出品，勐海茶廠生產(chǎn)的數(shù)量最大的熟餅茶。茶品原料以金毫細茶撒面，青壯茶箐為里茶，采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大益茶制作技藝”精心制作而成。

色澤紅濃，香氣馥郁，綜合品質(zhì)極高。被譽為“評判普洱熟茶（普餅）品質(zhì)的標準產(chǎn)品”。

普洱市茶葉公司

名字：悟仙堂

　　解釋：悟，領悟，悟道；仙，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堂，堂堂正正。

　　名字：嘉上

　　解釋：南方嘉木，上等品質(zhì)；嘉上普洱。

　　名字：俏南

　　解釋：山之南，有俏木；俏南普洱。

　　名字：美漫

　　解釋：美一盞，漫時光。

　　名字：普頤香茗

　　解釋：普，普洱；頤，養(yǎng)生；香茗，美茶。

　　名字：七真

　　解釋：滿清帝王七子餅茶，是普洱茶中的經(jīng)典；七真，普洱茶經(jīng)典中的真品；諧音“奇珍”，符合普洱茶的內(nèi)蘊。

　　名字：云尚

　　解釋：云，指普洱產(chǎn)自云南；尚，諧音“上”，上品。

　　名字：云宗

　　解釋：顧名思義，云南正宗的普洱茶，諧音“云中”，品好茶，美妙如在云中。

　　名字：百年云茗

　　解釋：百年，強調(diào)老字號、老品牌，突出茶文化的厚重感；云茗，顧名思義，云南的茶葉，即普洱茶。

　　名字：云茗天香/天香云茗

　　解釋：云茗，云南茶；天香，天然清香；名稱品牌的質(zhì)感不錯，大氣，體現(xiàn)普洱茶的霸氣與厚重感。

　　名字：紅葉

　　解釋：名字順口，通俗易懂，新穎獨特，與市面流通的茶葉產(chǎn)品名稱不沖突，符合行業(yè)特點及企業(yè)文化。

　　名字：予本

　　解釋：予，給予，賦予；本，最初的最好的茶味之意。

　　名字：妙問

　　解釋：妙，美妙，精妙，妙絕之茶；品茶懂人生，三問人生，問業(yè)者云集。

　　名字：依初

　　解釋：依舊如當初的茶韻之意。

　　名字：唐音

　　解釋：唐，寓意盛世美味可口之意；音，知音，能品嘗出美味之意。

　　名字：普大大

　　解釋：普洱，六大茶山。

　　名字：貢茗居

　　解釋：貢，皇家貢品，突出珍貴與品質(zhì)；茗，茶樹的嫩芽；居，突出悠閑與品質(zhì)；貢茗，同“共鳴”，指對茶的共同贊意，大氣、易記、上口、易傳播。

　　名字：潤升堂

　　解釋：潤，滋潤；升，升華；“潤物細無聲”悄然無聲地滋潤著大地萬物。茶，滋潤著生命，給人們帶來了健康，默默無聞地為人類貢獻。

　　名字：原洱

　　解釋：源自百年以上大茶樹，以主張保留原味，拒絕深加工，“原”香是識別普洱茶最原生態(tài)的標志；簡單，有韻味。

　　名字：六古韻

　　解釋：六大古山的韻味滋養(y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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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普茶業(yè)極具收藏價值，真普茶業(yè)柔是味覺的一種有質(zhì)感的表現(xiàn)，柔不是滋味淡、更不是沒有滋味，這一點很多人容易混淆。

真普茶白茶茶湯細膩、柔和，口感令人回味無窮，它久泡不苦澀，或苦澀味很輕。如同太極拳動作輕柔，但我們絕不能說太極沒有力量。

普洱縣普洱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大益普洱茶是云南大益茶業(yè)集團生產(chǎn)的知名品牌，是普洱茶標桿和經(jīng)典代表，其中大益7572被譽為評判普洱熟茶的標桿。

云南益普號茶葉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初，總部設在云南省昆明市較大而古老的普洱茶銷售市場~金實茶葉批發(fā)市場;運營部位于盤龍區(qū)北京路延長線金江小區(qū)，是以普洱茶研發(fā)、生產(chǎn)、銷售、培訓為一體的綜合型茶業(yè)有限公司。

普洱茶業(yè)有限公司

任何行業(yè)都喜歡搞個排名，普洱茶也不列外，2021年蓋得排行上有關于普洱茶的最新排名，來看看這些老面孔都有著什么樣的身世背景。

第一名 大益

1989年，國營勐海茶廠的“大益”商標正式注冊，在2004年改制為現(xiàn)在的民營大益茶業(yè)。提起大益，大家會想到7542。這個是大益的標桿茶品。75代表是1975年的配方，4是指用的茶青等級為4級，2代表的是勐海茶廠。這款茶定價在200-300元區(qū)間，價格倒不算太貴，不強調(diào)山頭古樹，而注重拼配技術的門檻。相對廉價的原料，經(jīng)過合適的拼配比例，揚長避短，滋味口感均衡度保持穩(wěn)定。作為新手入門的茶，性價比還是不錯，是建立對普洱茶認知的不錯的選擇。

1973年，勐海茶廠鄒炳良、昆明茶廠吳啟英、下關茶廠曹振興通過廣東茶葉進出口公司學習普洱茶生產(chǎn)技術，研制普洱熟茶的渥堆發(fā)酵技術，獲得成功，奠定了普洱熟茶發(fā)展的基石。大益的7572是普洱熟茶的標桿。75年配方，7級茶青。其傳承的勐海味逐漸成為普洱熟茶風味的代名詞。100元左右的價格，不算高，一般人入門都可接受。

 大益雖然還有其他高端的山頭茶以及炒作之用的金融茶，但是7542和7572以其相對的標準化以及親民的定價策略為其贏得茶行業(yè)老大哥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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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殺蟲單屬于擬除蟲菊酯類的衛(wèi)生殺蟲劑，主要用于殺滅棉花、蔬菜、果樹、茶葉等農(nóng)作物上的害蟲，是一種廣譜高效的殺蟲劑。由于其殺蟲活性高，比一般的有機磷、氨基甲酸酯殺蟲活性要高1～2個數(shù)量級；擊倒速度快；殺蟲譜廣；對人畜低毒，目前作為家庭衛(wèi)生用殺蟲劑的原藥大多數(shù)是這類農(nóng)藥。除防治農(nóng)業(yè)害蟲外，并在防治蔬菜、果樹害蟲等方面取得較好的效果；對蚊、蟑螂、頭虱等害蟲，亦有相當滿意的滅殺效果由于其使用面積大，應用范圍廣、數(shù)量大，接觸人群多，所以中毒病例屢有發(fā)生。

普洱市普真茶業(yè)有限責任公司傳承1702

黃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綺江，號石琴，別號南雪。寧陽縣蔣集添福莊人，出身于耕讀之家、書香門第。祖父黃尚璨，字繡琳：“喜讀書，為文典雅有體裁。乾隆初應童科，郡試第一，旋入庠，補增廣生，有名黌序。時泰安名儒于瑄方假館南泉精舍，聚徒講授，尚璨負籍往從之游。

覃精三載，悉傳其學……中年遽卒，士論惜之”

[①]；父親黃宗皋，字翹元，天資英敏，學業(yè)優(yōu)秀，府縣考試名列前茅，因系家中唯一男丁，為生計放棄科舉，力耕持家，并親自督促二子學業(yè)，常以明朝忠臣楊繼盛名言教育晚輩：“我讓人，毋使人讓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黃恩彤5歲跟其兄恩澍入塾讀書，過目不忘，有神童之譽。15歲縣試第一，道光二年（1822）中舉人，道光六年(1826)成進士，從此走上仕途。 一、施政有方的官場能吏 1826年，26歲的黃恩彤被任命為刑部主事（六品）。他潛心律學，迅速表現(xiàn)出過人才干，刑部尚書陳若霖對其非常器重。當時有戶部偽照、銀庫截餉、邪匪傳教三大疑案久拖未決，牽連數(shù)百人。黃恩彤被指派審理這三個案件。他出手不凡，“搜抉弊端，指擒首惡，窮治黨與，次第論如法。其株連無辜悉縱遣之，一時翕然稱平允”

[②]，令人刮目相看。接著被選充提牢，掌管刑部監(jiān)獄；又改任專司修訂頒行法律的律例館提調(diào)，十余年間查辦了大量疑案。其間曾一度出任熱河都統(tǒng)理刑司員，清廉自守，執(zhí)法嚴明，“卻翁牛特蒙古公賄，黜其爵”[③]；“佐理三載，蒙民悅服。代歸，送者絡繹過廣仁嶺，謝遣始去”；還多次隨朝臣閣老赴江蘇、安徽、浙江等地俯察民情，懲治污吏，政聲斐然。累遷刑部郎中（五品）。 科舉選人歷來被朝廷視為頭等大事，鄉(xiāng)試主考官多由朝廷信賴的翰林、內(nèi)閣學士擔任。黃恩彤因?qū)W養(yǎng)深厚，卻得破例膺此重任。1839年，出任順天鄉(xiāng)試同考官[④]，首次參與科考事務；次年（1840），即被委任為廣西鄉(xiāng)試正考官，因選才得人，頗受朝野稱贊。隨后外放江南鹽巡道（四品）。當時江淮一帶鹽政松弛，走私猖獗，梟匪充斥。黃恩彤精心治理江面，“嚴覈水程，遴委干員，于出江過境鹽船不時抽查，起獲商私數(shù)十萬斛[⑤]，稟請嚴辦”，使江南鹽務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因政績突出，不到一年即被任命為江蘇按察使（三品）并代理南京政務。 黃恩彤自幼接受儒家傳統(tǒng)文化教育，懷抱“修齊治平”理想，以其才干，如生逢康乾盛世，未始不能躋身臺閣，出將入相。但時當中國面臨前所未有大變局的晚清，其命運便不可避免地隨時代變遷而浮沉。 二、進退維谷的外交使者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yè)革命雄風，發(fā)展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chǎn)地，加緊殖民侵略，中國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qū)陸續(xù)成為其殖民地或勢力范圍。中國也成為其侵略擴張對象。而這時的清廷君臣還固守著類似“同心圓”的世界觀念，以為自己的“天朝大國”是世界中心，其下為臨近藩屬國，又其下才是更遠的蠻夷之國。他們把與外國貿(mào)易作為對蠻夷的恩賜，甚至認為外國人沒有中國的茶葉、大黃等商品，就會消化不良、腸胃生病。落后的政治制度和生產(chǎn)方式，尤其是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統(tǒng)治者不可能正確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因而在對外交往中格格不入，動輒失策。1840年1月，林則徐根據(jù)道光皇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mào)易，以為這樣就可以永絕鴉片之患。英國則不肯放棄其在華利益，并企圖謀求更大利益，由此引發(fā)了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道光皇帝在戰(zhàn)與和之間舉棋不定，多年廢弛的邊防更是不堪一擊。結果英人在一年多時間里，以有限軍隊連克廣州至天津多處戰(zhàn)略要塞。1842年2月，英軍攻破長江門戶吳淞口后溯江而上， 7月21日，鎮(zhèn)江全城慘遭焚掠。8月4日，兵臨南京城下。黃恩彤臨危受命，成為與英人談判的主角。 本來，朝廷派出與英人交涉的有伊里布、耆英、牛鑒等一品大員，但這些要員們卻放不下欽差大臣的架子，只是派黃恩彤偕侍衛(wèi)咸齡前往談判。談判結果，是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黃恩彤此前雖從未涉足洋務，但對當時事態(tài)之嚴重性及道光皇帝意旨自然是清楚的。簽訂城下之盟，本身就是屈辱的事。而然大局已定，已無力回天，他只能在力所能及范圍內(nèi)為大清王朝爭取利益，“在諸如是否加蓋皇帝印璽、戰(zhàn)后賠款、英軍占領定海、鼓浪嶼、招寶山等問題上與英人力爭。今天看來所爭問題有些舍本逐末，但體現(xiàn)出黃恩彤在強敵面前的過人膽識，與朝廷大員的唯唯諾諾相比，他勇敢地爭取國家利益，迫使英國作了一定程度的讓步。”[⑥]《南京條約》簽訂后，英國軍隊仍然騷擾民眾，黃恩彤“親赴夷船，囑夷酋禁約各夷，勿得滋擾百姓，酋即命將炮位兵械悉運回船，其占據(jù)之民房，概令退出，并禁各夷無事不許登岸，沿江居民始得稍安”[⑦]。 黃恩彤的出色表現(xiàn)當時不僅贏得了朝野稱贊，也獲得談判英人的較高評價，他們贊揚黃恩彤“是中國最重要的將要起來的政治家之一……他同外人接觸，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國人頗不相同”[⑧]。 《南京條約》條款只是一個框架，黃恩彤隨后被調(diào)任廣東按察使，繼續(xù)處理善后事宜。稅率與商行談判是黃恩彤發(fā)揮外交才能，盡最大努力維護清廷利益的外交實例。針對英人裁撤公行的要求，黃恩彤對上司伊里布提出兩套方案：一是裁撤公行，把原來的正稅及各項附加費用一并歸海關征收，每年海關收入可增加3倍；二是保留公行，將出入口大宗貨物稅額逐件加增，冷僻貨物逐件議減，其所增之數(shù)百倍于所減之數(shù)。黃恩彤認為，關鍵不在于公行是否存在，而在于實際操作過程中的貿(mào)易壟斷。這顯然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zhì)。正像西方學者后來指出的：“主要的變革并不在于帝國的舊稅率方面，而是在于要努力掃除深深植根于廣州貿(mào)易中的撈外快和收小費等一整套敲詐勒索制度”[⑨]。由此可以看出，黃恩彤當時已隱約認同了先進的自由貿(mào)易思想。 1844年12月18日，黃恩彤在致港督戴維斯的信函中，對英人收銀(賠款)清而不想退還質(zhì)當(舟山、鼓浪嶼)的意圖給予了揭露與抵制。在其堅持下，舟山、鼓浪嶼按時復歸，避免了中國領土的進一步割讓。 黃恩彤在談判中的表現(xiàn)受到道光皇帝的贊賞。兩年中，他由觀察使升任布政使，再升廣東巡撫，躋身二品大員，成為封疆大吏。他“因俗施治，擇要興除。粵省地處海疆，民風頑悍，盜劫、拜會、打單、搶掠等案，層見疊出。恩彤統(tǒng)籌全局，寬備緝捕經(jīng)費，嚴定賞罰章程，選派文武，設法督同地方官，廣布線目，兜截搜拏，陸續(xù)擒獲林大眉、黃悟空、陳昌基、劉亞贃、盧亞音等巨盜數(shù)百名，盡法懲治，匪徒震懾，農(nóng)商獲安。弊革而吏不驚，事集而民不擾，清而不激，嚴而不苛，政績丕著。”[⑩]但在此前后，英人入城與粵民反入城的斗爭卻使他心力交瘁，并最終因此遭受了重大挫折。 黃恩彤認為不應該簡單抵制英人進入廣州城。他收集了各種外方情報，認為英人對廣州的要求主要是通商而非有領土要求，而“通商于彼此有利”，“粵之所以富甲諸省者，為通商也，實通洋也，即通夷也”[11]。黃恩彤反對容易失控的“以民制夷”，認為這種方式簡單粗暴，容易造成沖突，要求人民正確看待各國自由通商，因為“今勿論我閉關絕市，即使彼忽然斂舶而去，羊城無業(yè)之若干萬人從何安頓？”[12]這一觀點說明他從當時實際出發(fā)，已經(jīng)認識到中外之間經(jīng)濟上互相依賴的關系，改變了傳統(tǒng)朝貢貿(mào)易體制下“天朝施恩于外夷而許通商”的觀念，從國計民生兩方面肯定了中外通商是東南沿海不可缺少的經(jīng)濟活動，證明其經(jīng)濟思想已走在時代前列。 黃恩彤不支持反入城斗爭，但明確反對英人用武力強行入城。當英國公使德庇時帶兵進入廣州要求交出同英人沖突的粵民時，黃嚴詞拒絕：“以禮進城，地方官尚可曉諭紳民酌量妥辦；若以兵進城，更有何說？但和議從此決裂、貿(mào)易從此禁斷，不知何人任其責！”迫使德庇時不得不退出廣州。在此期間，廣州民眾多次與英人發(fā)生糾紛，黃屢屢照會英領事，要求“在兩國交往中，必須不偏不倚……必須約束英國商人，使其勿使用暴力，任意壓制別人”[13]，使英人放棄了強行進入廣州的做法。在中英沖突一時難以圓滿解決之際，黃提出允許英人兩年后進城，作為緩兵之計。與此同時，他積極加強邊備，以閑置官銀貸給商人生息以備調(diào)撥，為炮臺與兵船籌備錢糧，并勸紳民捐銀在九龍修筑石城和衙署炮臺以御敵。赴香港談判時，黃在港逗留二十余日，對英炮臺設置有初步了解，后在《上督部祁公論粵東炮臺戰(zhàn)船書》中，分析英海軍和我水師差別，強調(diào)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后來有學者論述黃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未被采納[14]。黃恩彤曾上書道光帝：“該夷現(xiàn)雖就撫，一切駕馭之方，與防備之具均不可一日不講，但當示以恩信，妥為羈縻，一面慎固海防，簡練軍實”[15]，建議實行兩手準備?？梢婞S并非一味把國家安全寄托在通商上，而是主張以通商為主，以軍事準備為后盾，以期逐步扭轉(zhuǎn)被動局面。多年后，黃回憶這段經(jīng)歷，自稱其間“千回百折，直至心力交瘁”[16]；時人梁廷楠也評價黃在廣東“相與委屈調(diào)停，事事彌縫，不使稍生釁隙”[17]。梁是當時廣東人民反入城斗爭的領袖之一，能這樣評價對反入城斗爭并不支持的黃恩彤，一方面反映了梁的胸懷和客觀態(tài)度，另一方面也足見黃恩彤的苦心經(jīng)營。 此時朝中主戰(zhàn)派又占上風，黃恩彤對反入城的態(tài)度引起部分士紳反對，受到朝臣彈劾。不久，他監(jiān)臨文武鄉(xiāng)試，又因“疏請年老武生給予武職虛銜”，被道光帝斥為“違例”，經(jīng)吏部嚴議“褫職”（撤銷其廣東巡撫職務），仍協(xié)助耆英辦理洋務，不到一年又以同知（五品）起用。[18]1848年8月，黃恩彤因與當政官員徐廣縉、葉名琛政見不合，兼之其兄病故，遂請求回鄉(xiāng)奉養(yǎng)雙親，1849年3月返回寧陽。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黃恩彤曾奉旨隨耆英去天津議和，到達時條約已簽，隨即返鄉(xiāng)。后來，他把辦理洋務的經(jīng)歷及文稿撰成《撫遠紀略》一書。在該書序言中，他對自己與西人交涉的總結是“剛?cè)岬?，操縱互施，雖有時俯順其情，要未敢稍失國體”[19]，其成敗得失，為中國近代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鑒?！肚迨犯濉吩u論洋務官員時指出：“籌邊大計，朝廷無成算，則膺封圻之寄者為益難”[20]，指出當時外交被動主要責任在于朝廷和戰(zhàn)無定，使位居封疆、參與洋務的官員很難措置，持論還算公允。 三、情系桑梓的布衣紳士 1849年3月后，黃恩彤長期在故鄉(xiāng)隱居。其間對寧陽做出了多方面貢獻。 首先，情系民生，關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黃恩彤深知：寧陽“既乏商賈之利，亦亡林澤之饒，所賴以養(yǎng)生者，惟力田耳?！倍鴱那∧觊g開始，人口迅速增長，“耕者止此數(shù)而食者倍，入者止此數(shù)而出者倍” [21]，人民生計必然出現(xiàn)問題。作為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黃恩彤一向重視經(jīng)世致用之學，因而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給予高度關注。對新引進的農(nóng)作物品種，如甘薯、花生等，他都持熱情歡迎態(tài)度，認真研究其栽培技術，并寫成詩詞《沁園春·落花生》、《水調(diào)歌頭·甘薯》，大力幫助推廣，使其盡快普及。對寧陽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后來衰落或失傳的農(nóng)作物或產(chǎn)業(yè)，黃恩彤也甚為關注，并盡力促成其恢復生產(chǎn)。早在秦漢時期，寧陽就有植桑養(yǎng)蠶的傳統(tǒng)，但大約自晉朝南渡之后，這一產(chǎn)業(yè)就衰落下去。黃恩彤對此十分痛心。為重振家鄉(xiāng)桑蠶生產(chǎn)，他從明代農(nóng)學家王禎的《農(nóng)政全書》里輯錄了有關植桑養(yǎng)蠶的詳細資料，編成《蠶桑錄要》一書，向農(nóng)民散發(fā)，使桑蠶業(yè)在寧陽逐步恢復起來。生姜也是寧陽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作物，后來種植者漸少，以致當?shù)厝顺越獜哪戏劫忂M。寧陽齊家莊人、監(jiān)生齊沐清從《論語》中孔子“不撤姜食”受到啟發(fā)，認為當?shù)貞m合生姜種植，在寧陽種姜獲得成功，黃恩彤對此大為贊賞，專門寫了《水調(diào)歌頭·姜》幫其推廣。此外，凡是可以增加農(nóng)民收入、改善農(nóng)民生計的作物品種引進和種植技術進步，黃恩彤都以極大熱情給以關注。如杞柳是用于條編的原料，清代引入寧陽，黃恩彤就寫了《沁園春·杞柳》，介紹其淵源、用途，向農(nóng)民推廣，充分表現(xiàn)了其情系桑梓、關注民生的情懷。 其次，聯(lián)村筑堡，力保一方平安。咸豐至同治年間，安徽一帶捻軍起事，幾次侵擾山東。黃恩彤兩次奉命督辦團練，抵御捻軍。他從歷史上“即悍如樊崇、石勒，猶為壁壘之民所困”受到啟發(fā)，首創(chuàng)聯(lián)村筑堡之法，實施堅壁清野，使捻軍無法擄掠，只得繞境而過。光緒五年版《寧陽縣志》記載說：“寧陽村堡，實稟廟謨堅壁清野之策，始自添福莊，其后諸村效之?；蛞淮逡槐?，或數(shù)村共為一堡，漸至雉堞林立，聲勢聯(lián)絡，一切守御之具悉備。有警則入堡共守，賊退則各勤其業(yè)。不惟野無荒田，亦且戶鮮逋賦，計無便于此者。”[22]黃恩彤也因此被賜予三品頂戴。此舉固然有維護清朝統(tǒng)治的作用，但對保護寧陽人民生命財產(chǎn)安全、維持社會安定無疑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兩修縣志，整理地方文化。黃恩彤回鄉(xiāng)后，適逢縣令陳紀勛欲重修《寧陽縣志》，遂委托黃恩彤為總撰。黃對此舉大力支持，投入巨大精力。修志工作從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開始著手，至咸豐元年（1851）五月編定，次年（1852）問世。此版縣志凡二十四卷，計三十萬言，事增于前而文省于舊，布局結構有較嚴密的內(nèi)在邏輯[23]，基本吸收了當時流行的綱目體和紀傳體的優(yōu)長，橫排門類為綱，下設編目記述。在體裁上，述、志、傳、圖、表、錄綜合運用，基本接近現(xiàn)代志書的完備體裁。以大手筆作地方志，資料選取很見功力，語言亦準確精練、平易樸實，尤其論贊中有許多精到見解。綜合來看，該志不僅堪稱寧陽舊志之首，也是山東地方志中的精品佳作。時隔三十年后，黃恩彤已79歲高齡，又于光緒五年（1879）對縣志進行續(xù)修，增補了三十年間新的資料，使《寧陽縣志》更臻完美，為保存寧陽歷史文化資料、述往事思來者提供了一套寶貴的文獻。 此外，黃恩彤還寫了大量鄉(xiāng)土內(nèi)容的詩文。這些詩文，有的歌詠家鄉(xiāng)的山水名勝，如《彩山賦》、《古槐歌》、《八景詩八首》、《古剛城》等，抒發(fā)對家鄉(xiāng)的摯愛之情；有的考證辨析寧陽的歷史文化遺跡，如《寧陽、龔丘兩故城說》、《汶陽說》、《成郕辨》等，使寧陽歷史上若干懸而未決的疑案有了可信服的結論；有的記述當時寧陽出現(xiàn)的義舉善行，如《汶渡船橋記》、《重修剛城、石梁各堰碑記》、《茅莊創(chuàng)修石橋并修復官路碑記》等，借以引導人們關心公益、形成良好風俗。這些詩文，均曾傳誦一時，在寧陽深入人心，并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四、著作等身的碩學鴻儒 黃恩彤學養(yǎng)深厚且閱歷豐富，又中年回鄉(xiāng)專心著述，撰寫了了大量詩文和專著，成為著作等身的一代鴻儒。 咸豐十年（1860），黃恩彤時年六十，將平生所作文賦、詩詞重加?？?，親自謄寫抄錄，著成《知止堂集》。其35—50歲間作品集為13卷，為正集；50—60歲間作品集為6卷，為續(xù)集；又外集6卷；另有飛鴻集4卷，余集1卷；秋聲詞1卷；飛鴻集文1卷。據(jù)作者自序：“至于奏牘另有專鈔，制義頗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載，非敢出而問世，將以存諸家塾，俾后之未遽廢學者，知余從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動其勸學之心，而勿墮綴文之業(yè)，敝帚之譏，所不敢辭。”集中詩文大都平實自然，不事雕琢，可從中了解其宦海行蹤與心態(tài)活動，是研究黃恩彤及相關歷史的重要資料。歌頌寧陽山水的名篇《彩山賦》被置于卷首，不難看出其對家鄉(xiāng)的熱愛之情。 同治九年（1870），黃恩彤年屆70，著成《鑒評別錄》60卷。該書對大量歷史事件及人物等予以點評，見解頗多獨到之處，此書及作者的《兩漢史斷》（6卷）、《三國書法》（10卷）、《讀史漫錄》（20卷）等均為重要的史學著作，也是作者學術修養(yǎng)深厚的直接體現(xiàn)。 光緒元年（1875），黃恩彤75歲，又手錄70歲以后所作詩文為1卷，取劉禹錫“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詩意，名之《余霞集》。時黃恩彤已鄉(xiāng)居25年，飽覽了世事變遷、人世滄桑和戰(zhàn)爭離亂。由于長期在民間生活，對民生疾苦及胥吏貪虐多有了解，其中所收《采料謠》、《催租隸》、《南村有老民》、《兩生》等詩文，均為關心民瘼之作。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黃恩彤居鄉(xiāng)期間，關心農(nóng)事，并撰寫、整理了大量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關的著作。除前文提及的《蠶桑錄要》5卷及部分詩詞外，還有《去螣必效錄》2卷及《河干贅語》7卷。前者是一部滅蝗專著。當時寧陽一帶連年旱蝗，為害甚烈。作者曾親自參與捕蝗，并悉心搜集整理民間治蝗經(jīng)驗撰成此書。在自序中，黃恩彤記載說：“是役也，余躬身其間，目睹情狀。周咨田父野老，于利弊曲折，知之頗悉，因于暇日條例事宜，筆之于書，厘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錄》，聊備他日倉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試之果效則必之耳。此書大旨，務在勸民自捕蝗蝻，庶幾簡易迅速，不致遷延遺患。一切官辦成法，概置勿道。雖卑之無甚高論，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于斯乎！”作者關心農(nóng)事，專門總結推廣民間治蝗經(jīng)驗，力促農(nóng)民組織自救，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后者是作者敘述歷代飼養(yǎng)鵪鶉之法及其源流之作，說明其對農(nóng)民多種經(jīng)營都給予關注，這對一位傳統(tǒng)文人來講，是難能可貴的。 黃恩彤其他著作還有《名宦傳》2卷、《離騷分段約說》1卷、《憩亭詩稿》1卷、《使粵詩草》1卷、《忘余詩草》1卷、《大清律例按語根源》104卷、《稀齡追憶錄》4卷及續(xù)1卷，以及主編的《寧陽縣志》、《滋陽縣志》。直到晚年，黃恩彤一直手不釋卷，筆耕不輟，這種勤勉的治學精神對寧陽后學有深遠影響。 光緒八年（1882），黃恩彤重逢鄉(xiāng)舉（中舉人滿60年），清廷賜予鹿鳴宴，賞還二品頂帶。次年，卒于鄉(xiāng)里，終年八十三歲。 在寧陽文化史上，黃恩彤是一位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他繼承了先秦至清代古圣先賢的思想文化遺產(chǎn)，是寧陽歷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有身逢社會巨變、親手辦理洋務的經(jīng)歷，是寧陽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先驅(qū)。他的大量著作，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學和學術價值。長期以來，由于極左歷史觀占統(tǒng)治地位，曾參與簽訂《南京條約》的黃恩彤被加以“賣國官吏”的惡名，其多方面的成就和貢獻被完全忽視，甚至成為研究的禁區(qū)，顯然是有失公平的?；謴推錃v史本來面貌，并全面整理挖掘其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是當代學人、尤其是寧陽后學的責任。 [①] 清光緒十三年版《寧陽續(xù)志·篤行》。 [②] 清光緒十三年版《寧陽續(xù)志·黃恩彤傳》。以下引自本傳者不再加注。 [③] 《清史稿·黃恩彤傳》。 [④] 據(jù)《欽定科場條例》卷八《鄉(xiāng)試考官》，清朝各省鄉(xiāng)試除朝廷委任的正副主考之外，另設同考官若干名參與組織考試和閱卷。 [⑤] 斛，音hù，中國舊量器名，亦是容量單位，一斛本為十斗，南宋后改為五斗。 [⑥] 金鑫《黃恩彤與<南京條約>的善后處理》，《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 [⑦]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118頁。 [⑧] [美]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頁。 [⑨] 《劍橋中國晚清史》，第243頁。 [⑩] 《寧陽續(xù)志·黃恩彤傳》。 [1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zhàn)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頁。 [12]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zhàn)爭》，第145頁。 [13] 廣東省文史研究室《鴉片戰(zhàn)爭史料選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06頁。 [14] 茅海健《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83頁。 [15] 《清史稿·黃恩彤傳》， [16] 黃恩彤《撫遠紀略·序》，濟南國文報館光緒元年（1875）版。 [17] 梁廷楠《夷氛聞記》卷五，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3頁。 [18] 《清史稿?黃恩彤傳》， [19] 《撫遠紀略·序》。 [20] 《清史稿·列傳》第一五八， [21] 咸豐版《寧陽縣志·風俗》。 [22] 《寧陽續(xù)志·村堡》。 [23] 參見黃恩彤撰《寧陽縣志·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