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口增長，與中國封建經濟的特點有密切關系。眾所周知，西歐中世紀是封建領主制，土地歸領主所有，農奴一般沒有自己獨立的經濟，農奴對領主的依附性很強，甚至婚姻都由領主做主。這樣，農奴的婚姻受到限制，同時，也沒有對繁殖后代和勞動力的特殊要求，因而人口增長緩慢。在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是國有土地、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并存，而以土地私有占主導地位，土地被地主占有，但地主不直接經營土地，而是通過租佃制來實現對農民的剝削。國有土地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采取分散出租的方式經營。由于地主和國家的土地大多采用出租放佃的方式經營，社會上又存在著為數眾多的自耕農，因而中國封建社會自始至終都是小農經濟，而小農經濟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形式，它以一家一戶為主要單位，以小農業(yè)和小手工業(yè)緊密結合為核心。在這種經濟方式下，農民雖然受地主和國家的雙重剝削，但是他們有自己獨立的經濟，農民雖然對地主和封建政府有定的依附關系，但這種依附關系并不緊密，他們完全可以自由嫁娶、生育，而不受地主和封建政府的干涉。在生產技術極端落后的封建社會，勞動力的多少和強弱往往是決定生產好壞、收入多少的主要因素。農民為維持和擴大再生產，就須不斷增加勞動力，尤其是男勞動力。這樣，婚姻的控制小，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就大大增加了人口繁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時，父權和血緣關系是維系這種一家一戶自然經濟存在、延續(xù)的基礎，要保證這種經濟的存在和延續(xù)，農民家庭就須產生擁有父權的男子，就必須一代接一代的延續(xù)血緣關系。一家一戶自然經濟單位這種本能的要求發(fā)展和延續(xù)的強烈愿望，實際上是促使中國封建社會人口迅速增長的根本動力。

第二、人口增長，與生活方式，尤其與食物結構有一定關系。在我國人口中，絕大多數是漢族。很早就以大米、小麥等糧食為主要食物，奶類和肉類比較少。即使吃肉，也非食草的牛羊，而是以消耗糧食為主的豬、雞等。這種食物結構及與之相聯系的單一農業(yè)經濟，具有下列特點：（一）這種食物結構，淀粉含量大，脂肪和蛋白質含量小，營養(yǎng)欠豐，容易消化。這就使得人們對糧食的需求量大。（二）以糧食生產為主的農業(yè)生產勞動強度大，需要大量強壯的勞動力。許多農業(yè)活，尤其是水田作業(yè)，婦女和弱質勞動力無法勝任，而對男勞動力的需求大，就必然促使人口迅速繁殖，（三）農業(yè)和牧業(yè)相比，單位面積土地可供養(yǎng)的人口也多，在封建社會的低下生產力條件下，同樣十畝土地經營畜牧業(yè)，可能連兩口人的溫飽也難以解決，但如果用來種植糧食作物，則足可養(yǎng)活四口人，甚至更多。因此，與牧業(yè)經濟和農牧混合經濟相比，單一農業(yè)容納的人口要更多些。問題很清楚，正是以糧食為主的食物結構，和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單一農業(yè)經濟，為我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迅速增長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人口增長與中國的政治特點有密切聯系。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出現早，時間長，地主階級為了建立和鞏固政權，既需要眾多勞動力從事生產以獲得財政收入，也需要大量人員參軍作戰(zhàn)，因此，歷代君王多數都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清朝也不例外，況且清軍入關前后，社會遭到嚴重創(chuàng)傷，急需補充人力。經過康熙一朝的整頓、恢復國家呈現繁榮景象，社會安定，因為大大促使了中國人口的增長。

第四、人口增長，與中國古老悠久的傳統文化有密切關系。中國是一個受儒家文化影響極深的國家。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便在中國樹立了牢不可摧的統治基礎，經過歷代文人墨客的傳承及統治者的扶植，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印上了深深的痕跡。儒家文化的開山筆祖孔子雖沒有明確提出鼓勵生育的思想，但他的“忠孝仁義”思想卻包含著鼓勵生育的內容。儒家主張“孝”，而要“孝”就必須生兒育女，繁衍后代，使祭祀祖宗的香火不致中斷，如果無兒無女，香火中斷，也就談不上“孝”所以，亞圣孟子說：“白孝有三，無后為大”。不僅如此，宗法關系和宗法觀念也有刺激中國人口增長的因素。中國人的名字一般有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姓，第二部分為堂名，同輩的堂兄弟姓名的中間字一般是相同的，第三才是名。這表明中國人的姓名帶有濃厚的從屬于族姓的性質，這種性質使人們把人的婚姻、生育和整個家族的利益緊密結合在 一起，不是單純的個人事情。因此家族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往往強迫本族成員生育，因此在中國，三世同堂、四世同堂是很普遍的，世家大族尤其受人尊重，而人丁不興往往被人恥笑。在人們心目中，最悲慘的打擊莫過于“斷子絕孫”。再者中國還有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觀念，此種因素造成了中國的高婚姻率?？梢姡瑐鹘y因素的存在刺激了中國人口的增長。

第五、外來農作物的引進，為過剩的人口提供了食物來源。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經濟不斷發(fā)展。宋真宗時，從占城引進一種早熟耐旱的水稻，后來逐漸在東南沿海各地普遍推廣。占城稻和其他早熟品種進一步的推廣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保證了兩熟制的成功，提高了復種指數，彌補了越冬作物的收獲與水稻的收獲之間的間隔，解決了長期困繞人民的青黃不接也使只能用泉水和雨水澆灌的高地得到利用，擴大了耕地面積。[5]可見，為剩余人口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保障。

如果說占城稻的引進擴大了人們的食物來源，那么玉米和番薯的引進便使這種來源更為開闊。盡管自地理大發(fā)現后，新大陸的玉米、番薯、花生等新品種就開始向舊大陸傳播，但真正得到推廣是在18世紀。玉米和番薯具有高產、耐旱、對土地適應能力強等優(yōu)點，正好適合在我國大面積種植。因此，“窮人作為第一批主顧為新作物打開了大門”[6]辛勞的移民成為它積極的傳播者。正因為這些外來品種的引進，使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使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及坡地得到有效的利用，為人們提供了糧食來源，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國的人口增長。

以上幾個方面實際上大都是在中國封建社會漫長時期起作用的基本因素。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中國出現了人口急劇增長的現象。

中國古代是農業(yè)社會,中國人口增長的背景就是農業(yè)的發(fā)展.

主要是明末高產作物從新大陸美洲引進亞歐舊大陸,你可以翻一下世界人口史.中國人口從一億翻到3、4億的時候世界人口也在翻番.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口只有三億多。而到了十九世紀初，世界人口已達十幾億。比十七世紀的時候增加了差不多四倍?；旧鲜峭降?

尤其是紅薯的引進,讓很多災民能夠生存.徐光啟在1608年寫的《甘薯疏》有詳細論述.，康乾盛世被稱為“番薯盛世”.攤丁入畝也有點作用,但不是主要的.

資料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耕地面積增加了40％以上，人口迅速地增長到3.6億。清政府提倡各省因地制宜，采用多種種植方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高產作物甘薯的種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廣到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經濟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煙草，種植面積擴大了，當時已經成為商品。

康熙帝曾將雙季稻的栽培，推廣到江北部分地區(qū)。乾隆時期，清政府提倡改革耕作方法，大力推廣多熟種植。廣東部分地區(qū)收獲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獲晚稻以后，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獲以后不能續(xù)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于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多億公斤。

清朝時候，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qū)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

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qū)，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遠遠望去像蘆葦一樣。

清朝時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 從明代就自美洲經南洋輸入?！掇r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扦插、窖藏干藏等技術，是最早系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產作物也有其弱點：營養(yǎng)低且單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價值少。作為一時的救急尚可，長期為主食必然導致人的營養(yǎng)不良，“面如菜色”，身體素質大幅下降，也必然影響人的正常智力發(fā)育。經過清初到中葉100多年的興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終于走到了盡頭。

口的增長與工業(yè)無關，是農業(yè)決定的(當然，如果工業(yè)技術改變了農業(yè)另當別論)。明末中國人口為1.2億，而同時期全世界人口是3.6億，乾隆時中國人口為3億，而全世界人口已經是10億多。這些數據表明，不僅是中國，同時期全世界人口都有驚人的增長，這充分說明全世界人口的增長是當時歐亞大陸引進紅薯等山地作物的結果。

其他資料表明，和明朝相比，清朝的農業(yè)技術水平略有下降，但由于人均耕地面積的大幅減少，精耕細作的程度加深，所以明清同種土地的單位畝產基本持平(差距不到1%)。這又證明清朝并未采用更先進的農業(yè)技術和政策。從反面證明中國人口增長與滿清的統治無關。

主要由于從康熙便開始嘗試，雍正正式施行的攤丁入畝政策，由于取消的人頭稅的限制，導致人口增長過快，史料記載，清康熙時人口是1億，乾隆時已經到3億，道光時已經4億；但是高產作物品種也是一個重要條件，沒有高產作物的產另跟進，人口也是很難保持快速增長的，回答完畢！

清朝總體比較安定沒有發(fā)生太大的戰(zhàn)爭加上攤丁入畝，取消人頭稅，這其實鼓勵了人口生育